与过去中欧的任何经济争端都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马克龙此举增强了欧洲在欧美《减少通货膨胀法案》（IRA）谈判中的话语权。目前来看，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可能无法满足法国7000欧元补贴方案的标准。还记得马克龙在2018年单方面宣布征收数字服务税，以迫使华盛顿在经合组织企业税改革谈判中让步吗？以强硬的方案要到真金白银的谈判价码，也是这次马克龙用的小伎俩之一。

　　美国甚至不会生马克龙的气。相反，拜登政府愿意鼓励欧洲采取类似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以降低“对中国依赖”的风险。马克龙的举动正是美国所希望的，在这方面，欧美双方达成近年来难得的一致。

　　然而黑色幽默的是，尽管电动车最初问世的目标正是为了节能减排、解决气候问题，但欧洲强推电动车及大搞贸易保护的行为，反而会成为节能减排的障碍。石油、天然气并非只是能源燃料，更是重要的制造业原料。电动车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廉价能源和足够的规模效应，而这两点如今的欧洲恰好都没有。

　　中国的能源成本几乎是法国的二分之一，是德国的近三分之一，庞大的人口和熟练工、理工科人才的基数，使得中国的规模效应远胜于欧洲，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非常便宜，至少比欧洲便宜得多。欧洲在电动汽车的制造成本上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相反，为了节省下足够的油气资源充作制造业原料，欧洲必须重拾起许多“污染行业”如燃煤发电厂等，这将会为欧洲的减碳工作带来极大的负担。

　　为了留存住欧洲汽车工业的生命线，法国、德国政界此次必然会一致行动，要求甚至强迫其他欧盟成员国效仿法国，出台国家级的电动汽车补贴计划，并在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

　　对于担心新举措可能引发新贸易战的德国来说，这一步是否太过了？其实不然，德国向来喜欢做那个不是出头鸟、却能攫取最大利益的“黄雀”。比如，法国是最先推动碳边境调整税的国家，但德国在片刻犹豫之后也与法国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出头鸟让法国做，好处由德国自己拿，是德国人的一贯作风。事实上，德国早已慢慢意识到中欧贸易战已经开始，也深知中国电动汽车对德国汽车工业的冲击。德国政客与法国一样对中国电动汽车恨之入骨，区别只在于德国人不喜欢当出头鸟。

　　

　　中欧如果爆发贸易战，可能对欧洲产业造成的影响。图片来源：彭博社

　　德国总理朔尔茨知道他无法承受沃尔夫斯堡变成底特律的政治后果。他经常引用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的《兰斯之旅》和美国作家J·D·万斯（JD Vance）的乡巴佬挽歌，来警告快速去工业化和中产阶级衰落的后果。朔尔茨意识到，为了确保德国仍然是一个生产汽车而不仅仅是生产汽车广告的国家，他必须做与汽车经理告诉他相反的事情，也就是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这种“独裁举动”在如今社团主义盛行的德国，显然是不同寻常的。

　　欧盟的命运仍然与其汽车工业的命运息息相关。保护欧盟的工业产能和就业、缓和气候问题和尽可能保持全球贸易秩序的完整，这三重问题是欧洲近十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马克龙针对中国的提议，站在欧盟的角度上是有理可循的，德国之后也会加入法国的步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至于中欧关系，笔者想要告诉中国朋友的是，中欧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过去“经济关系是中欧政治关系的压舱石”这一基本论断，在笔者看来也难以适用于当下的态势。2021年5月21日，欧盟议会就曾以莫须有的人权问题为由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大搞价值观外交，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关系变得逐渐冷淡。这一切都说明了中欧关系的矛盾重重。

　　这种趋势是复杂结构变化的结果，是格局变化的微观表现。

　　首先，中欧关系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力图从反恐战争回到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内，这种做法将强权政治和地缘对抗带回到了欧洲。处于变局之中的欧盟想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免被动地卷入中美对抗。然而，欧盟远未形成独立于美国的自身战略。在美国的裹挟下，“价值观外交”成了欧盟外交领域政治正确一般的教条。欧盟坚持将“价值观”视为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唯一因素。既然中国不是“自己人”，那么它就必须是“敌人”。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导致了如今欧盟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这并不是中国自己所能改变的。

　　其次，中欧经济合作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视为其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其全球供应链上游部分。欧洲认为，中国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加之欧洲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是中欧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应有之义。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一起访华。图自路透

　　然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步步推进，其已在某些领域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和领先的技术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让中国企业的“出海”越来越常见，中欧经济合作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欧洲企业在中国仍然有利可图，但欧洲人极为担心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以及抢占高端市场的未来图景。

　　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与过去中欧的任何经济争端都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无论今天的中欧经贸关系多么重要，都无法回到过去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国仍在继续技术升级和进军高端市场的步伐，中欧在经济上的矛盾就是结构性的、难以化解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俄乌战争则加剧了这种矛盾。尽管中国再三强调不希望乌克兰局势继续激化，强调中国不会直接卷入冲突。自冲突爆发以来，中国的政策一向站稳了中立劝和的立场，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如印度等相比，也并没有任何“出格”之处，但欧盟上头的“价值观外交”似乎认定了其与所谓的“敌对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欧盟将自己划为所谓的“民主阵营”，将俄罗斯、中国划为所谓的“专制阵营”，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中欧关系。

　　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市场和地缘政治波动，也给中国和欧盟带来了额外的经济问题。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西方随时有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按理说，维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应当是欧盟经济工作的重点。但经济关系无法解决政治信任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中欧之间“抢饭碗”的结构性矛盾，未来的中欧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政治化。

　　这场冲突暴露了欧洲经济的脆弱性，加剧了欧洲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反垄断调查既有欧盟保住一亩三分地的考量，更有美国在背后唆使的政治因素。因此，这可能会导致欧盟继续在经济问题上采用政治操弄，中欧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有转暖倾向。

　　中方肯定意识到了中欧之间存在的问题，但也对此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结构性矛盾与过去不同，一定程度上也让中方难以找到灵活操作的空间。更确切的说，中欧关系已失去了从挫折中恢复原状的能力，且可能进一步恶化。对此，我认为中国朋友应当对现状有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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